第181章 引进苏联专家利弊权衡(第2页)
这和我们追求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目标是背道而驰的!”
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也补充了担忧:“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,苏联专家在其国内享有特殊地位和待遇,习惯了一套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模式。
大规模引入,可能会带来文化冲突、管理难题,甚至滋生特权思想,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。
而且,如何确保他们不接触我们的核心机密项目(如林峰的存在和某些特殊技术来源)?安保压力巨大。”
争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到几个核心问题上:
一、接受援助的规模和领域如何限定?是所有项目全面铺开,还是选择性地在部分最急需、非核心的领域引入?
二、如何确保技术主导权和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?专家是顾问还是指挥?中方人员是单纯学习还是参与决策?
三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如何防范?如何避免“全盘苏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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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代价是什么?对方绝不会无偿援助,我们可能需要用农产品、矿产等战略资源进行交换,这会不会影响民生和其他工业部门的积累?
林峰列席了这次关键会议。
他深知这段历史在另一个时空的复杂影响。
在大家争论暂歇时,他冷静地发言,提出了一个立足自身、有限利用、注重转化的思路:
“我认为,我们可以接受苏联的专家援助,但必须建立在几个基本原则之上。”
“第一,以我为主,苏援为辅。
所有工业项目的决策权、管理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
苏联专家是‘客卿’,是技术顾问,不是‘监工’。
我们的技术人员必须全程参与,目标是最终取代他们。”
“第二,限定领域,明确目标。
援助应主要集中在基础重工业、通用技术领域,如大型钢铁联合企业、电站、基础机床等。
对于涉及国防核心、或者我们己经通过特殊渠道有所积累、有望实现跨越的领域(如半导体、计算机雏形),应严格控制甚至拒绝其介入。”
“第三,谈判中要争取有利条件。
不能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要力图将援助方式从单纯的‘交钥匙’工程,转变为技术资料转让、人员培训为主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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